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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之旅

学术与思想,自由与创造!未必清贫,桃李三千称富有;不求闻达,经纶满腹是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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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80后。理工科出身。穿行在文化沙漠。一个以教育为终生事业的教师。坚守生命教育-----求真、至善、臻美。我认为:作为一个教育者-----同时应是一个思考者、思想者! “竹白”援引《千字文》:“鸣凤在竹-----白驹食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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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一个时代的斯文  

2012-05-16 17:54:30|  分类: 读书感悟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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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一个时代的斯文 - 竹白 - 思想之旅

 《一个时代的斯文》讲述了清华校长梅贻琦一生的教育和思想历程,读来让人倍感欣慰,因为自己一直秉承的教育理念几乎都在本书中得以印证。梅贻琦所处的时代是中华民族最为艰难的时期,殖民入侵、清朝腐朽,军阀割据、内乱不已,八年抗战、民族危亡,国共对峙、战火连连。尽管如此,一些教育者仍致力于教育探索和科学研究,拯救民族,复兴中华,坚持弦歌不辍、斯文不断,让人敬佩、感慨不已。

一个时代的斯文,其斯文何意?我们可以从梅贻琦的生活人品、教育理念、以及对待社会名利的态度三方面得知一二。《大学》八目记载: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此八目可反映梅贻琦的一生。

梅贻琦自幼谦虚、勤谨、沉稳和睿智。1909年,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发榜那天,据徐君陶先生回忆:中榜的学生欢呼雀跃,喜形于色,没考上的则面色沮丧,惟独瘦高的梅贻琦始终神色自若,不慌不忙、不喜不忧地在那里看榜。梅先生被人称为“寡言君子”,所以陈寅恪先生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严谨,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著名教育家傅任敢总结梅贻琦一生有四种高贵品格“专、大、公、爱”, “做领袖的人有两种,一种使人慑服,一种使人悦服。毫无疑问,教育工作者应当使人悦服,而不在于慑服。”这是梅贻琦的大爱。梅贻琦一生专于教育,绝无二他职业,执掌西南联大,倡导民主精神,兼容并包,集思广益。

“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对于梅贻琦,“有容”使他可以谦逊地包容天下,“无欲”使他能够坚定地直面乱世。西南联大三校合一,八年相安无事。但我们不难想象,校事国事繁杂,比如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战后方的物价飞涨时期,以及敌机的连年轰炸;而教授学者不仅教育理念和思想内涵不一,更是党派不同、政治观点不一,尤其表现在“保护闻一多”。倘若不是梅贻琦的包容和睿智,难有教育和国家复兴的明天,读者可从书中体验到。

1941年,梅贻琦先生在一次会上说:“在这风雨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我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人校友敢告无罪。”

梅贻琦个人和家庭的生活,可谓“廉明俭约,一生清白”。他的太太为了生计卖过点心,摆过地摊,当过家什;他的儿子眼镜丢失了,却没有钱再为他配一副新的。甚至晚年在台北,他的太太韩咏华在美期间不得不自谋生计,从62岁起,她在衣帽工厂做过工,在首饰店里卖过货,在医院里做过代班,最后到一个盲童学校照顾盲童,一直工作到66岁,按制度必须退休才罢。一个人在私生活上做到节俭并不难,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把一切节俭都能发展为“廉洁奉公”,但梅贻琦却是这样一个人物。林公侠先生更是赞叹梅贻琦的清廉堪称“圣人”:“他在母校十几年,虽然清华基金雄厚,竟不苟取分文,在污染成风的社会竟能高洁、清廉到这样的地步,真是圣人的行为。只这一点,已是可以为万世师表。”据夫人韩咏华回忆,在病床旁边有一只他从不离手的手提包,他去世后打开一看,竟是清华基金的历年帐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在场人无不为之动容。

梅贻琦常借孔子的事迹来勉励自己和他人:“饱受波折,东奔西跑,栖栖遑遑,被困于蔡,绝粮于陈,但对教育事业始终如一。”难怪作者感慨道:“在功利甚嚣尘上,‘英雄’不问是非的时代,绝大多数人难于独善其身,常为名利所累,梅贻琦先生无疑树立了一座清白傲岸的丰碑。”

我们说他斯文,我想也反映在他的教育理念,始终把文化和学术放在第一位,淡泊名利和政治。1931年梅贻琦在就职典礼上提出了有名的“大师”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的办学理念可概括为:通才教育,学术自由,教授治校。我想起读《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时,陈寅恪悼念王国维时曾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不得不让我们感慨时下的教育环境,难有独立与自由。

事实上,在我们高校也有教授委员会,但所起的作用不大,就像我们的人大会议虽为立法机构,但其实质却与西方的联邦国会差异很大,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庞大的党政在人大之上。1940年梅贻琦在《教务会议呈常委会文》中说:“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以同。教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教部可视大学研究、教学之成绩,以为赏罚殷最,但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

梅贻琦始终坚持师资第一,这不仅包括教师的学术水平,更在于教师的高尚的品格和深厚的人文修养。1932年在开学典礼上讲话时说到:“吾认为教授的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导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因为求学与做人必是两不相关的。凡能真诚努力做学问的,他们做人亦不必不取巧,不偷懒,不作伪,故其学问事业终有成就。”而看看我们如今的专家教授,别说指导做人,仅仅就学术都难以做到纯粹,而我们教育出的人才,让我们听听这些高科技名词:三聚氰胺,苏丹红,瘦肉精,皮鞋变酸奶,毒胶囊,敌敌畏白酒,漂白蜜饯……

所以,我很是赞同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关于“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的诠释:“明明德或修己工夫中之所谓明德,所谓己,所指乃一人整个之人格,而不是人格之片段。所谓整个之人格,即就比较旧派之心理学者之见解,至少应有知、情、志三个方面,而此三方面者皆有修明之必要。”而我们当下的教育仅仅关注学生的“知”,而忽略了“情和志”,所以修己仍需“意志须锻炼,情绪须裁节”,注重在任何时刻都要“慎独”。

我始终坚持教育的作用有两方面:达泽天下,独善其身,或者说,一是为民族国家培养人才,无论是致力于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一是澄清生命内在,让自我认知自我,以求自身之幸福。但是我们时下的教育和学生在自我生命认知方面,太过于缺乏了,所以不是说我们的文字看不懂,实为学生在人文素质的修养太差了。而梅贻琦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针对学生课程设置,都有关于东方国学和西方哲学的课程,而如今我们的课程设置若非文科都几乎难以见到国学或哲学了。

所以,梅贻琦要求学生对自然、社会与人文三方面都具有广泛的综合的知识,他强调“不贵乎有专技之长”,即使是学工程的,对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社会等都得知道一点。否则他就只能做一个“高等匠人”,而不能做一个“完人”,就会完全变成一个极能干的工人,而不配称大学生---大学生应该有极完美的常识。大学的首要任务不在授予学生以专门技术知识或职业训练,而在给学生一些普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方面最广泛的、综合的基本知识,以培养一批具有政治头脑与处世才干和多方面知识与文化教养的高级知识分子。

关于政治,梅贻琦一生都坚持与政治和名利保持一定的距离,在这里就不谈了。他曾说:“校长的任务就是给教授搬搬椅子,端端茶水的。”梅贻琦晚年在台北,担任新竹清华大学校长,勉强兼任台湾当局“教育部长”,上任伊始就告诫部属,多关心教育少注意“部”,作者赞誉他是淡泊于“名”而专注办学的“粹然儒者”。

让我们最后以毛子水怀念梅贻琦的一句话结尾吧,“我尝独居深念,觉得要使我们的文化上能够和世界文明的民族并驾齐驱,唯一的方法只有努力于教育。所谓‘努力’,并不是虚张声势的宣传,亦不是自欺欺人的表面工作,乃是遵循正直的大道切切实实,一丝不苟地做去。能够这样做的教育家,半世纪以来,我们国家里为数极少,而月涵(梅贻琦)先生则是这个极少数人中的一个。”

这就是一个时代的斯文,而我所写所悟不足百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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