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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之旅

学术与思想,自由与创造!未必清贫,桃李三千称富有;不求闻达,经纶满腹是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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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80后。理工科出身。穿行在文化沙漠。一个以教育为终生事业的教师。坚守生命教育-----求真、至善、臻美。我认为:作为一个教育者-----同时应是一个思考者、思想者! “竹白”援引《千字文》:“鸣凤在竹-----白驹食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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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大师之后再无大师  

2012-03-20 17:00:02|  分类: 读书感悟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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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读《陈寅恪与傅斯年》 - 竹白 - 思想之旅

求学于岭南之地,记得第一次迈入中山大学,我就迷路了。孙中山雕像“站南朝北”,我就来了一个180度转向。早已得知陈寅恪晚年授课于中大,随到康乐园探其住宅,不由得感慨一代史学宗师晚年的悲惨遭遇。虽隐南国,潜心授课研究,秉承“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但避不开历史现实的洪流,终为荒谬的政治风潮所迫害。

往来于教学区与生活区,每每都要经过陈寅恪故居,两层小楼,红砖绿瓦,与苍翠碧海的丛林交相映衬。门前有一条白色的水泥小路,在绿茵茵的草坪中分外显眼,据说为照顾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大师而修建。

【原创】读《陈寅恪与傅斯年》 - 竹白 - 思想之旅

 (陈寅恪故居)

求学十几载,貌似从老师的口中听知傅斯年,图书馆查书时也曾留意过他的著作,但从未读过,对其生命历程更是一无所知。读过《陈寅恪与傅斯年》后,才知傅斯年晚年随蒋介石移迁台湾,或许因为他与国民党的渊源,在以马列为宗旨、以共产主义为政治信仰的教科书上几乎没有他的名字。但傅斯年与陈寅恪一样,有着卓越的学术天赋、史学才能,为中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故而,由不得感慨我们的教科书何其狭隘,知识竟成为政治的工具。

傅斯年在外游学七年,归国后任教于中山大学,并担任文学院院长,创办了历史语言研究所。他刚正不阿、秉性率直的人格让人钦佩,尤其对孔祥熙、宋子文腐败、发国难财的国民党两元老,不惧其政治权势,列举其腐败贪污罪行,硬是从国民党“老二”的位子上拉下来。抗战胜利后,重组北京大学,把一批“伪知识分子”全部清除校园,绝不任用,其中就包括鲁迅。担任台湾大学校长后,整治教风学风,尤其是官僚子女的升学风气,他坚定无论学子出身贫富贵贱,一律按升学标准录取。想想我们现在的党内作风,不由得心寒,谁去置办贪污腐败呢?谁能为我们的学风清清路呢?臃肿庞大的官僚体制,有民主自由、公正法律吗?

“大师之后再无大师”,深思过后,方觉得过往的大师十之八九都是国民党执政时期的人士,尤其是抗战后方的西南联大的教授和学子们,基本上都是国民党管辖,调拨资金。解放后,那一代知识分子和大师,基本上都被文化革命残酷地迫害了,像傅斯年拒绝赴台的儿子,在政治的压迫下,不得不断绝父子关系,列举父亲罪名,但仍终究逃不过被残害的命运。一代史学巨匠向达,肾病严重,但不允许就医,剃光头后在楼顶暴晒,关在牛棚活活被尿憋死。而我们所熟知的作家老舍,在遭受残酷的批斗后失踪,第二天有人发现他已投湖自杀。

知识分子真的要讲究党派之分吗?我想自己也算是一个知识分子,若不是,但一直秉承知识分子的气质,一直尊奉“学术与思想,自由与创造”的大学之道。任何一个知识分子都一定爱国,热爱这个民族,但不一定爱这个党派。  法国思想家圣西门曾说:“如果法国突然失去了自己的几百位优秀的知识分子,法国马上就会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而我们不是失去了优秀的知识分子,而是自我毁灭了他们,其工具不仅仅是文化革命,还有其权势富贵,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荡然无存。任何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怎不忧患这样一个时代?

当我走进大学时,看到课表上仍然有马列主义课程,就有厌倦情绪,与其说是对马列主义讨厌,不如说对政治意识形态的洗脑行为而深恶痛绝。如今走上教学岗位,深深体验到一个学术研究之人,其思维的独立性和内在的自由精神是多么可贵,我所研究的领域就是我的“上帝”,哪谈信奉马列与否?建国后,为知识分子统一洗脑,贯彻学习马列主义,甚至国内各大学都已取缔文科,不允许思想交锋,而独留理工科。倘若马克思活到今日,看到自己的思想竟然如此被改造,当做一种政治的工具,不知作何感想!

马克思曾讽刺过政治思想,他说:“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知识分子的价值在于其崇尚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试想,一个国家没有知识分子敢于突破文化禁锢的勇气和能力,如何能够健康稳定的发展呢?李大钊说:“思想是绝对的自由,是不能禁止的自由,禁止思想自由的,断然没有一点效果。”知识分子需要宽松的社会环境,正想教育和生命一样,都需要一定的自由,需要时间和空间来让其创造发展。任何压制和禁锢,都将丧失其发展的众多可能性,没有生命的参差多态,人类社会永远不会幸福和谐。

知识分子,一定有其独立的思想体系,以其研究领域为“终极信仰”,甚至可以暂时抛开“实用”思想。学术领域没有任何一处是已经规划好的路途,真与伪的差距,我想并不直接关涉到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然而,历史表明,任何一个朝代的知识分子没有不忧国忧民、关怀政治,只是真言的高度远远小于时局的利益。我们何至于残害知识分子呢?我想知识分子并非软弱避世之类,只是针对自身所承担的民族文化使命、所面对的自然苍穹而言,利益之争相对于“立言立德立功”的君子之道,以及所尊崇的精神世界至上之念,更加“轻”“短”而已,以至于后人称知识分子之气为“清高”。我想清高是对现实一定程度的“纯粹”,是知识分子的良知,像陈寅恪,岂能一面蝇营狗苟,一面又著书立作,畅谈正义仁厚?

过往的大师能够称其为大师,也有一个很相似的根源,那就是基本上都留学海外,深受海外学术精神和思维方式的影响,像傅斯年与陈寅恪,用西方的研究方法来探究中国史学,他们的精神世界都有一定的纯粹性,甚至与政治无关。陈寅恪一生不涉及任何政治领域,甚至不求任何学位,傅斯年一生拒绝加入任何党派,唯知识而求知识,求真至善臻美。而如今的高校人士,除去社会风气之外,更在于其思维方式和精神世界的局限性,难以突破政治文化那一套似是而非的“枷锁”,但是,这套脖子上的枷锁却能让人名利双收。

知识分子、文化墨客与中国政治之间的关系,尤其是20世纪,无不充满了悲剧性色彩。历代知识分子的禀性、荣耀与不幸遭遇,在陈寅恪与傅斯年身上,可谓演绎得淋淋尽致。他们的学术都与中国几千年文化血脉相连,但其命运却与历史现实唇齿相依。无论怎么说,在当今这个并没有自由民主风气的时代,在一个处处充盈着利益而无一纯粹求知之心的年代,大师已进行渐远……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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